嘉靖时期道教风靡,可谓是千古一帝爱道教
历朝历代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君王的昏聩导致民不聊生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而贤明的君主励精图治以盼四海升平。
在嘉靖皇帝的执政期间，由他直接引起的社会变化也极为明显，特别是嘉靖后期的崇道行为对社会各阶层的辐射影响尤为显著，以下从政治、经济、民生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讨论。
道教与政治君王社稷，皇帝与朝臣之间的故事与“事故”总是不胜枚举，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对自己的喜好不免偏爱，嘉靖帝崇尚道教因此不少道士大受封赏，朝堂之上也会有各色人群为了官职权力而投嘉靖所好。明代嘉靖时期典型又独特的代表就是“青词写手”、。
一、为官之“道”——青词写手
嘉靖十年礼部开启了朝臣撰写青词的升迁之路，此后三十多年里源源不断的青词写手在此路沉浮，而唯一的写作标准就是入嘉靖眼称君王意。
青词撰写要求格式讲究和辞藻华美，其中暗藏典故语义是虚幻缥缈，而且嘉靖对斋祀的祷词几乎每篇都会阅读，所以能在年年岁岁里坚持以高标准撰作青词也不是一件易事。
多疑的嘉靖帝派内侍查看，屡次遇到酣睡的夏言，岂能不动怒，加之夏言不再能撰出令皇帝称意的青词，再遇到严嵩构陷，曾经权重一时的夏言最终难逃被杀结局。
而到严嵩暮年文思迟滞，正当壮龄的徐阶入阁，同样以青词赢得世宗嘉悦，逐渐取代了严嵩在嘉靖帝心中的地位，严嵩父子因徐阶谋划最终倒台，一世显赫的严嵩晚景凄凉，这样的循环结局不免令人唏嘘。
到了嘉靖晚期，内阁甚至出现一批大学士以写青词为主要公职，还有人称“青词宰相”的袁炜、李春芳、郭朴和严讷，四人都出身翰林，凭青词上的才华得以入选阁僚，可以说后期的嘉靖朝内阁已成为斋醮文秘团体，这对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体系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二、宗教信仰为中心的朝政治理
嘉靖从礼仪之争取得胜利后，在朝堂上拥有更多支持自己的官员，权力也逐渐收紧在自己手中。
曾经年少以宗藩入继大统孤立无援的嘉靖帝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帝王，行事也能以自身意愿出发不用再顾忌其他。因此嘉靖帝在中后期完全将治国之事与自己的道教信仰融合，这样的后果弊端颇多，幸而嘉靖中期还是颇多能臣治士，也无祸国之急事，嘉靖朝这样的宗教治国之景持续到了世宗去世，其子明穆宗朱载重继位后立即对道教采取了抑制政策。
这样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朝政治理，至少有以下弊端：朝堂之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嘉靖帝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和偏爱，可统治者一旦将自身追求高于江山社稷，不仅带偏了满朝风气也影响了一朝官员的理想抱负。
没有人生来就是负面角色，初期励精图治的嘉靖皇帝，初入官场怀揣满腔热血的有志青年，多年清苦修炼的道士，他们都曾满含期冀的在人生道路上负重前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环境造就了选择，选择又放大了欲望，最终背离初心留下遗憾。
道教与经济一、明朝嘉靖时期的经济现状
土地问题积弊已久，特别是正德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皇室以及后妃、太子等未就藩的诸王拥有的庄田，以及已就藩的诸王在其封地上拥有的庄田，还有宦官、大臣通过赏赐、购买、侵占等拥有的庄田，这些庄田数量极多，如果存在侵占情况也不容易审查划分，可侵占事实又大量存在。
当皇室勋贵、官僚地主都在兼并土地时，民田又剩多少？这也成为社会冲突的爆发点，嘉靖执政后派夏言查勘，将一部分皇庄宫田退还原主，并裁撤众多依附其生存的官员和太监，此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矛盾。
嘉靖初期的政令有一定效果但未能一直坚持，早期“锐意求治”的政治手段对嘉靖初期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时效不长作用有限。
嘉靖时期以各种途径进入官僚体制的官吏人数远高于其他时期，相应的银米俸禄支出也就成倍增加，这对国家财政来说又是一笔大的开支；三.皇室生活奢靡，嘉靖帝不计成本的崇道花费，举国之力满足一己之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以上各种缘由交织，遂使嘉靖年间国库空虚，已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二、道教活动对经济的影响
嘉靖皇帝为专事玄修，大兴土木建宫筑室，极其奢靡。另外嘉靖帝对于斋醮仪式的奢侈耗费也骇人听闻，而且他不计花费日日斋醮，宫中因为香火经常造成失火，宫殿又是木质结构，所以宫中的经济开支不断增加。
祥瑞之兆在古代被认为是带有嘉庆贞祥意味的瑞应吉兆，根据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祥瑞是上天对君王的褒奖。
经过进献方士们的鼓吹，“祥瑞”是玄元玉帝的显灵，是嘉靖帝长生不老的征兆，是上天对嘉靖帝明君的认可。不管是出于对道教的迷恋对祥瑞的憧憬，还是需要外应的认可，彰显自己是盛世明君，嘉靖对祥瑞之事的呈报总是特别高兴。
自古帝王多有信佛崇道，但取百姓之财以媚神佛，他们是否有思考过自己的行为与佛理道义是否相悖。嘉靖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道教相关，但连道教基本的“道”与“德”都未遵守，道法自然对应的是无为而治的治世模式。
可嘉靖帝对于权力和长生的欲望执着一生，他崇道溺道也只是希望借助道术手段帮助自身，前期因身体为子嗣，后期是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但嘉靖的身体正是因长期服食丹药受到毒害损伤，他终究是追寻了一场空。
道教与民生宗教与民生，在中国当代两者关系并不紧密，却在嘉靖时代直接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官员奉迎皇权而提倡道教，百姓因君王崇道而受盘剥，嘉靖皇帝因崇道切实影响了各阶层人民，在明朝这个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体系下，大一统的皇权体系增加了道教与民生之间的联系。
一、为“道”所累的社会大众
在明世宗后期，太多无辜之人受嘉靖崇道所累，道教本身无错，统治者当然也可有自己的喜好和偏爱，但嘉靖帝所崇尚的道教之路，究其根本是为满足自己私欲，已经完全偏离道教根本。
受其崇道所累的社会大众何其无辜，如果嘉靖帝真能明白道家所言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就不会有如此之多劳民伤财之举。
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的统治者，他有高于国家机器之上、不受约制的绝对权力。
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随时调整问题平衡国家资源，也会因君权滥用没有限制措施以致社会矛盾激化，朝代的不断更迭本就是社会矛盾得不到调和后的残酷演变，如果皇权还要在矛盾之上添加自己制造的问题，无疑对国家现状雪上加霜。
二、民之所向与宗教发展
宗教伴随人类文明一起发展至今。宗教信仰与人民需求密切相连，宗教发展方向也联系着人民的选择。
道教追求长生成仙，明代道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将道教实用的特点、极具世俗生活的特征放大，使人人心神往之，道教作为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包罗万象的特征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及其需要去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道教世俗化倾向在明代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与道教自身的转型以及政策影响都有极大关系。
首先是道教自身开始与现实的进一步接轨，民众对长生成仙的追求转向现世生活，例如对功名利禄的需求，风调雨顺的保佑以及道教养生转向强身健体的作用。
明朝统治阶层对道教的态度能影响其发展的速度，道教就是在嘉靖皇帝的推崇下达到明朝的顶峰，下一任君王明穆宗的管控政策也会立即抑制道教发展，可大体上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宗教的政策都是宽松包容的，因为王权需要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中国传统宗教模式不涉及社会变革意义，也几乎不与王权相冲突，所以人民的选择才是宗教延续性和宗教未来广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