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心理学ldquo三部经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申荷永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经作者授权刊出。
作为心理学学者，我从中国文化传统中体会到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不仅仅是作为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而是具有实在的自身体系，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
正如李颙先生理解的传统文化之真谛，孔、颜、思、孟俱是医人的名医；五经、四书及诸儒语录，俱是医人的良方。作为后人切莫辜负这明医立方之初心，切莫辜负文化精神之寄托。
当我还是在读心理学研究生的时候，重读《论语》，油然而生的念头，便是“不读此书枉为学心理学。”再读《易经》等诸经典无不有同样的感受。
“三部经典”与心理教育
远古的三部经典——《尚书》、《易经》和《诗经》，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理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三部中国文化的原始文献，包融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包融着极为丰富的心理教育的意义。
一、《尚书》与心育
《尚书》记载夏、商、周的历史史实，以及尧、舜、禹三帝的事迹和西周的兴国功业。名为《尚书》即有至高无上，极具权威之书的含义。
《易经》（称《周易》更为恰当）有书更三圣的说法，即原始的“八卦”出自伏羲帝之手，而其中的卦爻辞解说出自于商周的周文王，而其中的“十翼”，也即彖辞、象辞和系辞、文言、说卦和序卦等，则经由孔子之手完成。
《诗经》虽未有权威的作者和显赫的形象，但是其内容涵盖于西周初年至春秋前期的实际生活，朴实无华，言简意赅，堪称当之无愧的中华历史史诗，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从这三部古代经典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中国古代对于心理教育的朴素观念。
《尚书》之中所包含的主题思想之一，是“亲民”，提倡“德”、“善”和“爱”。《尚书·尧典第一》中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大禹谟第三·虞书》中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尚书》提出了一种关于“心理教育”的实践性思想。当舜帝执政治理天下的时候，他命后稷播时百谷，命契为司徒主管五教，并告诫契说：“契，百姓不亲，无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第二》）
同时，舜命夔主管典乐，但是舜帝不仅仅是让夔组织和管理“音乐和舞蹈”本身，而是要他通过典乐的形式，来进行一种内在的心理教育和人格的培养。这也就是《尚书·舜典第二》中所记载的：
舜帝对夔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
典乐诗歌之本意，皆在教育和培养人格，正直坦率而又温文尔雅，胸怀宽大而又庄严敬谨，刚正勇敢而不以强凌弱，简捷明了而不妄自称大……这已经是勾画出了一种理想的人格特征，也是一种心理教育的实际规范。
后来到了禹帝时期，在其期间曾参辅政事的皋陶，又把舜帝提出的这种人格教育阐发为“九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尚书·虞书·皋陶谟》）
这“九德”，实际上即人的九种品行特征，属于一种人格心理学的描述，一种心理教育的规范。
同样的主张和思想也反映在《尚书·洪范》之中，《洪范》原意为“大规范”，传说为“河图洛书”之“洛书”，是历经辗转后由殷纣王的叔父箕子呈献于周武王的。
在《尚书·洪范》之中，明确提出了“五行”的观念：水、火、木、金、土，作为五种基本的物质元素，也作为宇宙天地发展运行的基本规律；同时，《洪范》根据“五行”之观念和规律，提出了相应的“五事”——貌、言、视、听、思，作为五种基本的心理品质，作为对人事，对人之心理和行为的基本规范。“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尚书·虞书·洪范》）
在《孔传》之中有这样的注解：“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孙星衍疏曰：“言教用五事，以顺五行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配五行，运用教化，便能够使天人相合，也即我们中国文化之精华所主张的“天人合一”。
《洪范》是这样主张的，运用“五行”的基本原理，可以达到对“五事”之五种基本心理品质，以及人事品行的教育、培养和把握，在其本质与本意之中，已经包含了心理学的意义和心理教育的思想。
二、《易经》与心育
在本书的第四章（编者注：《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本文为该书第七章）：“易”与“心”中，我们已经集中阐述了对于《易经》和易理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思想的理解。
不管是“圣人以此洗心”，还是易之能说诸心，能研诸虑；还是“易坎”之维心亨，“易益”之立心恒；还是《易》中诸心象，易理中所蕴含的君子人格和君子之道，《易》之寓医与教，以及《易》之感应心法，都已经是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思想。
在《心理教育》一书中，我曾根据心理教育的思路，从《易经》中体会其心理教育的内涵。
比如，《易》之人格典范，“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作为“乾”之启发意义，人应保持一种自我坚强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坤卦的象辞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蒙卦的象辞有：“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比卦的象辞有：“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大有卦的象辞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过卦的象辞有：“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咸卦的象辞有：“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恒卦的象辞有：“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晋卦的象辞有：“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家人卦的象辞有：“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蹇卦的象辞有：“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益卦的象辞有：“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升卦的象辞有：“地中升木，升，君子以慎德，积小以高大”……
显而易见，在这些卦象和象辞之中，所包含的有对人之性情、品德、性格或人格，以及动机、行为等的规范和教导；所以也就包含了深刻的心理教育的思想，以及心理教育的意义。
这也就是《易经·系辞传》中的解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实际上，在《周易》之“外”，在其对后世生活的影响之中，确实也产生与发挥了实际的心理教育的作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都深深地刻烙着这《周易》思想的印记。
《易经·系辞传》中称《易》“能说诸心，能研诸虑”；并提出“圣人以此洗心”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在主张一种心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三、《诗经》与心育
《诗经》没有《尚书》和《周易》那样“规范”，不象《尚书》和《周易》那样多反映圣人的言行，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文献之一，在其通俗的风雅颂之中，亦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心理学的内涵。
《诗经》之中不但有常为心理学家所引用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心理名言，而且还有“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言行，心焉数之”（《巧言》）；“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以转；我心匪席，不可以卷”等等涉及心理规律的深刻论述（《国风·邺·柏舟》）。
孔子曾说：“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论语·为政》）思無邪正是惟精惟一，思自本心自性之教诲。
在《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序”中，有这样对《诗经》的评价：“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在《诗谱序》中，也有这样的论述：“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也”。这《诗经》之本意也包含了一种实践性的心理教育。
正如《诗经·周南·关睢古训传》中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孔子删编《诗经》三百首，也是为了一种礼教；礼教在其广泛的教育意义之中，亦包含着基本的心理教育的内涵。
在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理念之中，诗歌音乐皆为心生，所反映的是人心民心；而诗歌所起的教化作用，也就必然包含了心理教育的意义。
如孔颖达在其对毛诗的注疏中所提出的：“礼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礼乐本出于民，还以教民”。
故在《礼记·乐记》之中，有更为明确的主张：“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志道备矣。”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论述中，皆引《诗》为经典，为原理，为事实；在《诗经》和《诗经》的影响之中，也同样包含着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化本身便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从心理学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中国文化本质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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